明人石刻

　　罗荃半岛临海山崖原有许多石刻，惜大都被采石者炸毁了。现在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处石刻是罗荃古渡附近的岸边悬崖上的明人石刻。这里离西头的观音阁不到100米，离东北角的罗荃 寺亦不到100米。但无路可通，若要观看须枯水季节在悬崖下的沙滩上抬头向上望才行，海水满的时候则只有乘船到悬崖下观看了。

　　2005年冬，景区采用搭架支撑的办法以保证安全，让人攀援爬到五、六米高的石刻旁仔细辨认。除少部分因年深日久风雨剥蚀无法辨清，难以恢复，已将石刻字迹用黑色丙烯颜料描出。石刻的标题为“七夕泛洱歌次韵”，按传统格式从右往左直行行书，落款是“万历辛巳海阳少峰章曰慎书”。字体端庄秀气。石刻左右长约3米，上下高约1.5米，面积近5平方米。据有关史料记载，章曰慎，海阳人，恩贡生，明万历年间任大理府通判。

　　洱岩题

　　民国《海东志》载：“洱岩题，在玉案山西岩，汉司马相如镌有‘此水可当兵十万，昔人空有客三千’”。民国《大理县志稿》亦载：“天镜阁：在洱河东玉案山，今圯岩间刻字曰‘此水可当兵十万，昔人空有客三千’”。惜原址已被采石者炸毁。不过，亲眼见过这一石刻的一些老人都还有印象。2003年出版的王富《鲁川志稿》在有关章节中也写到了“洱岩题”，说洱岩题“在本川(挖色)与海东乡交界处洱海边山崖上，今已不存”。王富先生在书中还特意写到了对此曾专访过挖色村的退休老干部赵湘老师，1922年出生的赵湘老师说“洱岩题，解放前见过，上有‘此水可当兵十万，昔人空有客三千’之句”。

　　现景区于新修码头东岸山崖上新凿“洱崖题”，并在其下镶嵌大理石刻《洱崖题解》云：

　　当地志书载：“玉案山西崖，汉司马相如镌有‘此水可当兵十万，昔人空有客三千’。”又载“汉司马相如到玉案山上疏，请开益州。司马迁亦曾到此。”明代白族学者李元阳有《玉几岛》诗云：“洱水狂波撼碧天，岛浮玉几兆名贤。停骖汉代双司马，为启文章奕运联。”其实，正史中早就记载，汉武帝元光年间，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夷，尔后汉武帝采纳了唐蒙、司马相如、张骞等的建议，决心开边，在西南夷设置郡县，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了益州郡。可见，大理地区早就与中原联为一体。

　　因年深日久，原司马相如的“洱崖题”已被采石者炸毁，现选此石崖予以重现。

　　“洱崖题”，有的志书又称“摩崖题”。原址已被采石者炸毁，难以尽得原貌。原石刻究竟何人所为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司马相如，有的说是司马迁，又有的说是南诏王凭洱海之险所为。重现的“洱崖题”署名“司马相如”系根据民国《海东志》等地方志书的相关记载加上的。这也许是以一家之见为定论，会违背历史的真实。但有些志书原本就没有写明是何人所为，要想从中得出是何人所为的定论就更难了。“洱崖题”究竟是何人所为确实是个课题，但“洱崖题”在洱海东岸玉案山西崖石壁上早就存在倒是个不争的事实。明代的诸葛元声《滇史》和李元阳《大理府志》、清代的周钺《宾川州志》，民国初年的《大理县志稿》、李文浓《海东志》等多种地方志书都有记载，肯定了“洱崖题”的存在。“洱崖题”为游人瞩目实属自然。有人为避免“附会沾光之嫌”，怕“人家笑话大理人浅薄……愧对‘文献名邦’的桂冠”，曾对这一题刻“去伪存真”，作了认真“钩稽”，认为“对这处题刻，从明代大理解元杨士云、《苍洱图说》、翰林李元阳、雍正朝宾川州知府周钺、乾隆年间客大理修正《南诏野史》的武陵人胡蔚，降至民国初年的《大理县志稿》都人云亦云，‘藉耳为口，假笔为书’。今登涉壁观才知是元人题刻，其中有述律兀五言诗一首，书法为‘十七帖’韵致”。并说，考这两句诗的出处，读明人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得知，卷五《君山浮远堂旧联》条中有“李鹤田钰(宋江西吉水人)一联云：‘此水自当兵十万，昔人曾有客三千’。”接着又说：“其实再考李翊《漫笔》的这条又是引自南宋人韦安君的《梅石间诗话》”。“钩稽”来“钩稽”去，并没有得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结果。李翊与杨士云、李元阳、诸葛元声等同为明代人，杨士云、李元阳等“藉耳为口，假笔为书”不足信，李翊写的就一定可信?况且“此水可当兵十万，昔人空有客三千”和“此水自当兵十万，昔人曾有客三千”也不全等，谁仿谁还说不准。至于是否算“元人题刻”，可以看一看元人述律杰的五言诗《西洱河》。其诗云：

　　洱水何雄壮，源流自邓川。两关龙首尾，九曲势蜿蜒。

　　大理城池固，金汤铁石坚。四洲从古号，三岛至今传。

　　罗阁凭峨险，蒙人恃极边。要当兵十万，不数客三千。

　　世祖亲征日，初还一统天。雨师清瘴疠，风伯扫氛烟。

　　民物因蕃富，封疆近百年。点苍山色好，铭刻尚依然。

　　从诗中可以看出，是因“洱崖题”才有“罗阁凭峨险，蒙人恃极边。要当兵十万，不数客三千”之句，并非“洱岩题”即“要当兵十万，不数客三千”。若说源于宋人，则算南诏王所为也比宋代早。其实“客三千”的典故出自春秋战国时期，唐代、汉代都有用这一典故的可能。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都曾奉使西南夷到达洱海地区，有史可稽。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中有“两司马入西南之年代”一段，通过引证《汉书》等相关史料肯定相如奉使是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有王然于、吕越人等为副使;子长(司马迁)奉使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子长之略昆明(指大理)，在相如后十九年”。书中还特意这样写道：“汉代为求通印度，乃开发西南夷。于是当世文豪及旷代之历史学家，皆参与其役，亲至大理附近，对文化有莫大之影响”。知道昆明大观楼长联中“汉习楼船”典故的人自然会想到洱水之险要，游人关注“洱岩题”时，自然会想到“汉习楼船”的典故。洱海汉代称昆弥川、叶榆水，唐代称西洱河，明代始称洱海。“洱崖题”中称“此水”而不言“海”似乎也说明石刻年代当在汉、唐而不会很晚。“洱崖题”对仗工整，若真的不是司马相如或司马迁所为，是有人附会于古代著名文学家“两司马”也不是没有理由，这可以理解。试想，连古代著名白族文人杨士云、李元阳等都人云亦云，“藉耳为口，假笔为书”，何况他人乎?对“洱崖题”，须找到极有说服力的出处，彻底解决“何人所为”这一课题，才能否定汉代司马所为这一不是定论的定论。让热心的人们再三“钩稽”，去为我们解开这个谜团吧!

　　设或这个课题的探讨一时没有理想的结果，“大理文化人”也不必过虑。只要不是无根据的瞎说或故作高深，就不必怕人家笑话咱们浅薄。稗史往往会补充正史的不足，而即便是正史也不见得就字字绝对可信。有地方志书野史之类供我们参考研究是好事，我们应取积极的态度加以利用。我们不要老以为“西南夷”落后就什么都怀疑，失去研究的信心，不敢大胆探求。有些发现还真让人出乎意料哩!如“元谋人”的发现把我国的人类历史从五、六十万年前提到了170万年前。2006年，海东银梭岛(旧称玉几岛)贝丘遗址考古发掘，经“炭14”测定约5000年，证明了大理地区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同步是上下五千年而不是 “上下四千年”了。扶永发《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考》把滇西定为远古时代的中国，说“云南西部地区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原始发祥地，是我们民族的摇篮和民族的根的所在”。当然，“神州的发现”只是一家之说，信不信由人。但我们由此受到启发，不能盲目小看了滇西大理地区。大理确实值得研究。尤其是海东，有人认为因地质的变动，海西原比海东地势低，后因造山运动海西才渐比海东高，所以海东比海西开发得早，从一些出土文物可以得到证实。这一说法似乎有些道理。由于历史的变迁，海东的一些早期文明遗迹已被时间淹没了，有待发掘探究。如有史料称，公元675年(唐上元二年)海东就有佛塔。诸葛元声《滇史》载：“相如自蜀既以文难谕蜀父老，又入滇，至叶榆河东。及还，上疏请开益州。” “叶榆河在大理，自蜀入滇由此。元封间郎中司马迁亦至此观西洱河”。海东流传有司马讲经台。这些都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极为诱人的有关“洱崖题”的历史研究课题。只要热心的人们去大胆探索，认真求证，就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新凿的“洱崖题”就算抛砖引玉，让关注者踊跃抛金掷玉吧!

　　新凿的“洱崖题”旁还凿有郭沫若一九六一年游洱海时写下的一首诗。其下镶嵌大理石刻《郭沫若诗解》云：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日，郭沫若乘船游海至此，听了《望夫云》的传说后乘兴环视苍山洱海，因时值秋天，望夫云不可能出现，传说中的石骡子也因水位升高而看不见，只见到罗荃塔还在(一九六六年被毁)，所以欣然信口吟成一绝：“洱海真如海，不见望夫云。石骡何处是，罗荃塔尚存。”

　　现在，有些书刊上刊载的诗文为：“洱海真如海，罗荃塔尚存。石骡知何处，不见望夫云。”对此，似有争议，谁真谁假有待考证。

　　据当时曾参与接待郭沫若游大理的工作人员回忆说，郭老的诗在回京后发表的确实与当时旋吟的有少许出入。

　　周百里《郭沫若咏诗赞大量》(见1996年11月17日《云南日报》“三迤闲话”专栏)一文说，1961年初秋，郭沫若率领中国人大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回国后顺路到大理游览观光。9月8日去游蝴蝶泉，午后乘船游洱海。在船上，白族老艺人杨汉演唱了大本曲《苍洱风光》，州歌舞团的男女演员合唱了几首白族民歌，郭老听罢赞不绝口。其时，杨汉手指海中石骡，又向郭老讲述了《望夫云》故事。郭老“情为之动，似有所感”即赋五绝一首。看来，郭沫若游洱海，时逢初秋，没有亲眼见到望夫云倒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