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李元阳《游洱海排律二十四韵》中有诗句云“片帆飞古渡，一叶到罗荃”。清代许丹山《罗荃寺》诗亦有“乘风频鼓棹，一叶到罗荃”句。古人的诗文中早就肯定了罗荃古渡的存在。

　　罗荃半岛处于洱海东西两岸的最窄地段，罗荃古渡成为南方丝绸之路岔道上的要津势在必然。

　　“汉习楼船”典故的解释是说汉使求“蜀身毒道”被阻于洱海东岸，汉武帝才下令在长安修“昆明池”操练水军的。司马相如登玉案观洱海上疏清开益州。“此水可当兵十万，昔人空有客三千”洱岩题等史料都说明了罗荃半岛上必定有一个险要的渡口。阁罗凤赐罗荃以东崖地建寺讲经，太和城、羊苴咩城俱居海西与罗荃半岛隔海相望，没有渡口，显然不可思议。赵橹《论白族神话与密教》言“罗荃寺之所在，正当洱海东岸之要冲”实属不妄。

　　现在人们把中原内地到成都后，从成都起经四川西昌，云南大理、保山，通往东南亚的古代通道即“蜀身毒道”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有人认为还不如称之为“贝币之路”，说东南亚、南亚的海贝很早就大量流入云南，从春秋战国时直到明清之际一直作为云南主要的法定货币，流通使用了两千余年，到“废贝行钱”才终止。其实叫什么路并不重要，只要弄清了路的存在与相通相连的路径地理情况就很有意义了。路通样样通，经济贸易与文化传播各方各面的交流随之皆来。是南方丝绸之路把中原与西南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又通过西南夷同东南亚、南亚发生了联系，有了来往。为什么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比如白族，会有那么悠久的历史，且很早就与汉族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那么接近，这不能不归功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贸易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

　　据有关史料称，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比通往西域的西北丝绸之路少说也要早百余年。西南绸路的北段，由四川进入云南主要有两条，一是“灵关道”，由成都至越嶲(古称灵关，今西昌附近)，到姚安后入滇中往滇西或直插滇西，与博南古道相接到东南亚，一条是“朱提道”，由成都到宜宾入云南至昭通(古称朱提)，到昆明后再往滇中与灵关道交会后至滇西与博南古道相接通往东南亚。博南古道即西南绸路之南段，是指灵关道与朱提道在滇中交会后经云南驿至下关再到永平(古称博南)，直至保山或腾冲、德宏等地后直通缅甸、印度即东南亚的古道。又有史料称由思茅、普洱经临沧、凤庆到大理后，北上丽江达西藏的古道为“滇藏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便交会于大理，所谓“条条古道通大理”。这在大理曾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诏、大理国时代乃至在此之前的秦、汉、三国、西晋、南北朝时期是不奇怪的。

　　有史料表明，从大姚可直达祥云、宾川到大理。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87年)，已归降被委任为昆州(今昆明)刺史的爨翫反叛，当时大理属昆州，隋文帝派左领军将军史万岁征讨，从四川一直打到了洱海西岸的喜州。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中认为“是史万岁乃由大姚经祥云、宾川到大理”的。《大理古代文化史》还有专门章节写“大姚在汉代军事交通上之重要性”，文中转引《方舆胜览》云“古清溪关，乃韦皋所凿，以通好南诏者。自此出邛都，经姚州而入云南，谓之南路，在唐为重镇焉”，然后论述说“姚州在唐代，为南诏与成都交通要道;不特是也，是汉代姚州，亦为通滇昆明之要道”。汉代的昆明是指大理，不是现在的昆明。《史记》、《汉书》、《新唐书》、《太平寰宇记》、《通典》等史书都明确说昆明本指西洱河一带所居之民族，汉之昆明在叶榆河(西洱河)。“汉代姚州，亦为通滇昆明之要道”无疑要理解为汉代时的姚州也是通大理的要道。

　　诸葛亮南征，史学界很多学者认为孔明未亲到滇西，只到了滇东曲靖、开远一带降服了孟获后就回成都去了。但被公认为“七实三虚”的古典名著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写七擒七纵孟获却涉及滇西，写到西洱河。《云南通志》和明人笔记《三迤随笔》都称佛光寨(洱源县三营乡附近)是孔明擒孟获处。李浩的《三迤随笔》还写到诸葛亮南征分兵三路，自率西路为主力由成都到越嶲(四川西昌)，走凉山到云南永胜，过金川渡(金沙江渡口)，在赤石崖(宾川县平川)、古底寨(宾川县古底乡)、西洱河天生关(下关附近)、佛光寨等地几擒几纵孟获，曾屯兵石河城(下关)和玷苍(点苍)山麓，与孟获盟誓于铁柱山(今鹤庆北衙乡琵琶山)后东转姚州，取蜻蛉(永仁、大姚一带)道回成都等等。官授大明云南总兵府直隶天威径(在下关)镇抚使李浩甚至写上诸葛亮四十六日至叶榆，他自己“于永乐初为寻亮出师道，四十二日至成都，果捷径”等语。海东民间亦流传诸葛南征曾到过海东。海东有个古老的村庄叫名庄。孟获、孟优、孟节三兄弟是这个村的本主。相传，名庄原为孟获屯兵处。民国《海东志》特有“孟获寨”条称“寨在名庄飞凤山脚，现有孟获祠”。在名庄的西北角约七、八里外的玉案山东麓有一宽阔的山坞，俗称“大坪、小坪”，相传是当年诸葛屯兵处。海东与赤石崖、古底寨、佛光寨、天生关等都相隔不甚远，且有道路相通。诸葛屯兵处与罗荃半岛同属玉案山，只是一在东麓，一在西麓，相去亦不甚远。诸葛南征行军路线至今没有定论，我们亦无法深究。但我们可以肯定，姚州至大理的古通道是汉唐时的军事交通要道。西南绸路北段灵关道可不过滇中直插滇西，有重要岔道是可能的。

　　南诏与大唐天宝之战是从争夺姚州开始的，750年阁罗凤攻杀张虔陀的“姚州事件”是天宝之战的导火索。唐置姚州都督府就是为统辖滇西各羁縻州的。从姚州可经祥云到宾川(或赵州)到大理，也可走永胜到宾川到大理，但要进入古城都须过西洱河才行。“西南绸路”上不光有驿站，有关隘，还有渡口。其实，东汉时流传的《渡兰沧歌》就已经说明博南古道上有渡口了。“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中的“兰津”即是渡口，是要过水的。金沙江也有渡口，即使不用船也得用竹筏等渡运工具才行。渡口可不是任意选的，须看水势地形才行。在环海路未修通前，洱海东岸并非处处可以通行，很多地段是悬崖峭壁，根本无法通过，更不是随意停船就可以上岸的。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讨松外蛮到西洱河遣使招降了河蛮首领杨敛“振旅而还”后，写下《西洱河风土记》的右武将军梁建芳，在书中称这里当时是“有船无车”。在车路不通以前，“有船无车”确实是有山有水的洱海区域交通特点。山多，道路崎岖，只宜骑马步行;洱水茫茫，来往须有船只。渡口作用非同小可。南诏凭苍洱之险建都城于海西，先太和，后大釐(喜州)、羊苴咩，筑上、下两关。为防水域，南诏王还在海东金梭岛建舍利水城。这其实不全为避暑，亦有设防之意。这还不算，诏王还让最得力的法师罗荃在东崖地建寺讲经，授徒八百。这其实也有加强防卫之意。据说，南诏王曾令人在玉案山前的海中礁石上镌刻“国门在此”。“国门”，指京都大门。这也可以算是南诏王凭险立国，重视水路设防的一个见证。《淮城夜语》载：“嘉靖初，渔夫于玉案山得铜印一盒，八枚，为何履光军中印鉴。(系)何履光屯于玉案山，埋印于土，验证后存于赵州官库”。《三迤随笔》载，元攻大理，后理国末代帝王段兴智“带后妃要臣，乘船走河东，取道白崖(今红崖)逃鄯阐(今昆明)。”后来又被擒才降元，世袭“大理总管”。到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攻大理，末代大理总管“段世明猝不及防，携眷渡河东窜”。李文浓《宾阳志书》云“宾川未立以前，海东为大理东界;宾川成立以后，海东为宾阳西陲。唐征南诏，上、下二关不得进发，惟恃海东帆船扼要以图一鼓而西降”。其《采访海东志跋》又云“唐征南诏，清征杜酋(指杜文秀)莫不觅东渡以救援”。这些都说明海东乃军事、交通要塞，渡口之重要不容忽视。

　　海东在南诏、大理国时期都在都城的直辖区内，南诏时属十中的阳，大理国时为皇都的河东赕。元代直属大理路，明代属大理府太和县，明弘治七年后才划归宾川。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划入大理市。海东与大理古城不过一水之隔。无船，洱水堪称天堑，有船则日日往来，水上交通甚为便捷。海东南走凤仪、下关，直通博南古道，也可再走弥渡、巍山、南涧、景东，直通茶马古道，远达越南，或走临沧、耿马到缅甸、泰国、老挝;东走宾川、祥云，直通灵关道，或由宾川走永胜到四川;北走邓川、洱源、鹤庆、丽江、迪庆，直至西藏。海东属宾川时，与东面的排营(令山镇)同属宾川南区，相隔三十里，来往甚密。排营古称牟汉川，相传明代沐英等征南时在这里排棚扎营而得名排营。排营，向南可走宾居出祥云;向东可走牛井、平川，出永胜;向北可走大营、村、鹤庆、丽江。海东人东去排营，西过洱海，早出晚归，已成惯例。在车路未通前，人们靠的是驮运。明清时，海东亦有好些大马帮从事运输，村村都有赶马人。清代海东文曲村人杨高明就是远近闻名的大马锅头。据说他的马帮常走昆明，下腾越，有时还出国到缅甸、泰国，赶的马有上百匹，头骡二骡已出家门一里许，最后压脚的牲口还未走出大门。相传他曾为禄丰新修的一座大桥功德过两驮白银。

　　被誉为“有关云南古代民族和地理的一部大词典”《蛮书》(唐代樊绰撰)载“囊葱山在西洱河东隅……面对宾居越析。山下有路，从渠敛赵出登川。”囊葱山即大青山，在海东镇上登、上和的东面，是宾川和海东的界山。雍正《宾川州志》载，囊葱山与宾川隔七十里程。现存大青山脚的古墓碑上有联云“玉洱银苍凝瑞霭，囊葱铁岫起人文”，亦可说明海东的大青山即囊葱山。“渠敛赵”，《蛮书》云“即河东州”，指海东凤仪一带。“登川”即邓川。《蛮书》写囊葱山，特意说明山下有路通往邓川，点出了海东有一条不可忽略的古代通道。这条通道其实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和滇藏茶马古道在滇中交会后向北走东洱河(指洱河东)的岔道。这条岔道可不过西洱河，同走西洱河过大理古城的茶马古道并行，至邓川后交会归并为一。王富《鲁川志稿》上说：“海东是唐代东洱河，或叫河东州。这里住的居民叫‘东洱河蛮’，与‘西洱河蛮’同是一个民族，同叫‘河蛮’，是今天白族的先民。这里是古代交通要道，比经由西洱河便利，是云南(祥云)、白崖(弥渡)、石和(凤仪)、越析(宾川)通往登赕(邓川)、浪穹(洱源)、漾共(鹤庆)、剑浪(剑川)的要道。”肯定了海东的这条南北重要通道。一些史料亦可佐证。据《大理古佚书钞》有关篇目记载，天宝之战，南诏向吐蕃求援，驻浪穹的吐蕃军出东山断唐军后路，走的是这条路;段思平起兵攻大义宁国，龙尾关一时难下，便分兵一半由海东北上龙首关至江尾渡而顺利攻入羊苴咩城走的是这条路;元、明攻大理，分兵走海东走的也是这条路。

　　从囊葱山下往北，过尊庄丫口，约四、五里，在文武、上登、南村的交界地段的南七场箐边有个小山丘，极像倒盖着的一扇瓢，当地人俗称之为乞丐葫芦瓢。其侧面相传叫汤圆街，过往行人马帮常在那儿歇脚，因有人专卖汤圆而得名“汤圆街”。汤圆街西有南村、南七场通道可走下关，往东可走排营、牛井、宾居，往北直走海东、挖色通邓川、洱源、鹤庆、丽江。箐中有水，箐边山势相对平缓，来往行人马帮常邂逅相遇而歇脚小憩，固而形成“汤圆街”。“汤圆街”现在还常是七、八十岁老人们的话题。这也是海东南北重要通道的又一佐证。

　　大姚过祥云、宾川的西南绸路灵关道到海东与滇藏茶马古道的河东岔道交会后，凭渡口可过洱海直达大理古城。

　　罗荃古渡因处在洱海最窄地段的东岸，直通海西龙龛古渡和才村古渡极为便捷，且作为附近的海东塔头渡、佛头渡(向阳渡)、文笔渡和金梭岛及南来北往船只的中转渡口亦甚是方便。罗荃寺因此成了鸡足山的前站寺，是人们东渡洱海到鸡山朝圣礼佛的重要驿站。无疑罗荃古渡曾是南方丝绸之路岔道上的要津这是十分肯定的，是有历史依据的。罗荃古渡旁边临海悬崖上的明人石刻章曰慎《七夕泛洱歌次韵》中有“南通交趾北幽燕”句亦是有力的证明。

　　由于时代的进步，罗荃半岛上新修的码头取代了古渡口。罗荃古渡现在只有打渔船或小游艇偶来停泊，大大小小的各类游船因适应不了都停靠到离古渡不远的罗荃半岛西北面新修的码头上。新修的码头上有相对避风的港湾，码头有多处供游船停靠时抛锚用的拴船设置。现在新修的码头可供四艘大游船和几十艘游船同时停靠。码头上还修建了具有白族建筑风格的大门和照壁。码头上的大门是景区水路大门，朝西正对苍洱，门上有幅楹联云“洱海真如海，烟波浩渺，气象万千，欣得大观自会胸襟开阔;天镜果奇观，山水明丽，景色无边，缘登仙境定能烦恼全消。”游船上的游人上了码头进入景区大门后，可沿岸南行，顺着早年曾是“石窟渔家”的山崖下岩穴前新修的便道，走到“洱岩题”下，继续南行，不过几十米，便到了观音阁和八仙楼下的七十三级石磴前，拾级而上，即可一路畅游罗荃半岛。